摘要:只有通过主体实践,才能实现诚的境界,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中庸这个最高原则。 ...
如果说,民本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爱民如子那样的王权主义,那么,心本论的提出,则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表现了人本主义精神的复活。
他所谓自生,就是自己在场或在世,并不是生成的意思。这很像存在主义的说法。
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自然也。[16]《庄子·大宗师注》。这两个名词之所以重要,因为前者是回答有关玄学本体论的问题,后者则是讨论有关心灵境界的问题,而这两点正是玄学,也是郭象哲学的主题所在。一是自性所具有的限定性。所谓自我超越,是指克服主客对立,进入与天地无对的玄冥之境,即玄同彼我,泯然与天下为一的本体境界,也是绝对境界。
但是,如果人只要各据其性、各足其性,则人人都是平等的,也是齐一的。每个人作为存在者就要完全地实现其存在,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也是精神境界的问题。这个天地精神决不是概念化、逻辑化的普遍精神或绝对精神,而是同生命息息相关的,是一种心灵的自由境界。
这是一个过程,为了加速这一过程,我们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心胸,展开积极的对话,促进互相理解。[3]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211页。老子的道德说以心德为道之体现,庄子的真心说则以心灵为本体。或许我们可以有很多途径去知道某个东西,但能确认某主张为知识的有效性的法庭是理性——一种普遍的、超出了历史的偶然性限制的、为一切有理性的存在共同具有的理性。
佛教本来追求一种超越的永恒的宗教境界,但在禅宗看来,这种境界并不在彼岸,它就在每个人的心灵之中,这种境界的实现也不是通常所谓认识所能做到的,而是靠直觉体验和顿悟实现的。只有清朝的戴震明确区分了知、情、欲。
二 事实上,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有心灵境界说才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所在。由道德情感而提升为道德境界,这是儒家的心灵境界观。内圣开外王之路走不通,但内圣之学不可丢。[7] 具体论述请参看拙著《中国心性论》,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
心灵的超越就在于超出自身的限制,达到某种普遍的实在或实体,不管是否能达到,或达到什么程度,它总是以此为目的,不管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还是无限,它对此充满了信心。因为性虽然是本体,但这不同于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它只是心灵的潜在本体,是一种可能性或目的性,其实现则完全靠情,而情则是现实的、具体的。西方哲学由重智能、知性而提倡理性,中国哲学重视情感、情性,因而弘扬性理。以笛卡尔为例,正如里查德丁·伯恩斯坦所说:要证明某主张为知识,惟有诉诸理性本身。
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尽管人类思想及认识永远不可能是完整的——不可能超出在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的能力,但这种人类认识之路的神奇性却绝对不会减少。[5] 最近西方哲学中出现了麦金太尔所说的情感主义,主要是解释道德现象的,但他所说的情感完全是私人的、个别的、偶然的、易变的、主观的、相对的,没有看到情感中有普遍的东西。
伽达默尔则通过各种微妙的途径向我们表明了将世界区分为自然存在的‘对象和在它之外的‘主体之错误所在[4]。可以说,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具有不同倾向、不同特质的心灵哲学。
当性情合一、体用合一时,性也就是情,情也就是性,这就是理学家所说的性其情,也就是性通天。[1]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但同样是伽达默尔,对人的情感问题并没有给予积极肯定,恰恰相反,他对现代社会流行的美学意识(也可以称之为主观主义或麦金太尔所说的情感主义——它导致了相对主义的观点)唱了一曲挽歌。[4] 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第210页。它和心灵的情感需要、情感态度相联系,因此向本质化、综合化、艺术性、实践化方向发展。在人类心灵中,智性和情性都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都应该得到充分发展,并更好地结合起来。
比如寻求外在的实体包括现象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事物自身)。试问,离了情,哪有禅宗的体验?哪有以风花雪月为主题的禅诗与画?用西方传统哲学的眼光看,禅宗哲学不可理解,但是用中国哲学的眼光去看,则完全可以理解。
所谓境界,是指心灵之境,这里既有认识问题,又有情感体验问题,而认识离不开体验,无论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都是一种情境、意境,即心灵之境,而不是什么客观实在之境。中国传统哲学(至少是主流派哲学)则认为,人的心灵从根本上说是完善的,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完满自足的。
我们对那些单单依据感觉、以往的意见、偏见、传统或某种权威而确定的知识都必须持怀疑态度。西方宗教哲学更是认为,上帝才是最高实体,人的心灵带有原罪,是有缺陷的,需要拯救。
也只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才极力反对笛卡尔式的传统,反对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中国的心灵哲学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至今仍有其价值。中国哲学也讲世界本体或本原的天与道,但天和道内在于心而存在,即所谓道心、天心(或仁心)。但在融合之前,则只能多元发展。
所以这种思,不是逻辑的思、概念推理的思,而是自我直觉的思,自我体验的思,是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决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纯思。牟宗三先生讲中国的宋明理学时,提出纵贯系统与横贯系统的说法,认为程颐、朱熹代表横贯系统,而程颢、周敦颐、张载和陆、王代表纵贯系统。
孔子的仁学实质是一种心灵哲学,孟子的心性说则完全建立在心灵之上。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致心中之知,尽心中之性,实现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而不是获得某种知识,不是认识物理,同西方的实在论或存有论有根本区别。
至于玄学家(新道家)的寄言出意之心和理学家(新儒家)的本体心,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西方哲学中,主客界限是分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横向关系,心灵的超越是横向超越(有人称之为外在超越。
这是一种纵向的自我超越。所谓天人之际的问题,从心灵哲学看,实为心性天或心性命的问题。大体者,本心、仁心之谓也。观是知觉,但这不是纯粹认识意义上的观,而是通过知觉得到一种心物合一的情境或心境,这种观,与其说是认识,不如说是欣赏。
由宗教情感而提升为宗教境界,是中国的儒、释、道哲学所共有的,而于禅宗尤为明显。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境界,也是指生命或人生的真谛,如同孔子所说的真情实感,如同庄子的无情而有情,也如禅宗的明心而见性,它既不是逻辑的真,也不是实证知识的真,而是生命存在之真。
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的心灵不是完美的,因此不能在心灵自身中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在心灵之外寻找完美的理念世界。西方哲学由于重智力、智性,必须有一个对象(无论是自然界或是人自身),以求认识之。
只有求异甚至经过长期的冲突,才能有真正的融合。西方的理性有各种用法,有所谓思辨理性、纯粹理性、认知理性,后来又有所谓工具理性。